当今世界，人们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明，也会想起万里长城。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时，中华儿女同仇敌忾，

　　两千余载风雨沧桑，长城发挥着军事防御、交通孔道、贸易往来等多种功能，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近代以来，面对外部侵略势力，长城更升华为超越族群、凝聚认同的中华民族精神图腾。新中国成立后，长城作为标识性符号频频亮相国家重大盛事场合，向世人昭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和力量。

　　如今，中国引领中华民族站在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节点，长城更被赋予深远意义。习强调：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道中华平台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机构，推出“众志成城话长城”系列专题，开展线下相关活动，以学术为基，以情怀为笔，激活长城的历史记忆，解码长城的文化基因，让巍巍长城永远屹立在中华儿女心间！

　　今天推出第一篇《长城，层累建构的三重意涵》，和您一起探讨这一代代相传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背后的意义与价值。

　　军事长城、民心长城、符号长城是长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三种表现形式，它们分别从不同层面推动中华大地上不同群体、不同文化的汇聚与交融，使得中华各民族由冲突渐趋融合，由多元走向一体。长城，在促进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2024年10月2日拍摄的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中新社发 丁建光/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面对的主要威胁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势力，故有防边之策。长城的基本功能便是军事防御。

　　长城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墙体，而是包含墙体、关隘、障城、城堡、烽燧、壕堑及其他相关设施等一系列依据山川形势所修建的防御工事，它们与道路、驿站等交通体系共同组成一套完整而严密的防御体系。

　　秦始皇利用“大一统”王朝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勾连秦、赵、燕长城，并在部分地段增筑长城。与此同时，他在长城沿线设立郡县，并移民实边。

　　此外，秦始皇还利用“秦直道”长城有效增强了长城地带与内地的密切联系。秦朝利用军事反击、长城防御、移民实边三者相互配合的策略，有效遏制了游牧骑兵的进攻。

　　长城的承续并没有随着王朝更迭、疆域变迁而终止，反而一直都有发展与创新。“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汉武帝“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汉长城依据自然形势，就地取材，修筑长城。除主体城墙外，汉长城还包括障塞、列亭、烽燧等辅助性设施。隋朝曾七修长城，以抵御北方突厥的进犯。

　　甘肃敦煌玉门关外，于大漠戈壁中巍然屹立的汉长城遗址。新华社记者 马宁 摄

　　金朝为了抵御蒙古等势力南下，在北方边境“浚界壕，深广各三丈”，利用壕沟、城堡、烽燧与游牧骑兵正面抗衡。

　　明朝为应对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修筑万里长城，“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在长城沿线形成较为坚固的九边军镇防御体系。

　　青海明长城（大通段）始建于明代中叶，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明长城遗址，海拔最高处达4200米。（图片来自：新华网）

　　一场春雨过后的北京箭扣长城。箭扣长城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著名的险段之一。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历代军事长城修筑的最大的目的是服务于朝廷整体的安全战略，为妥善应对彼时边疆所面临的形势。北魏高闾曾总结修筑长城有五利：

　　“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

　　其所论主要是针对防御边患的问题。军事长城有效地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安定，体现了中国传统“防边”思想。

　　正如汉朝郎中侯应所说：“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

　　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发展，北方游牧地带与中原农耕地带开始在一个“大一统”国家内融合发展。一些统治者试图以更加开明的姿态将长城南北不一样的区域统合在一起，以推动中华各族群融为一体。

　　对于隋朝多次修筑军事长城的行为，唐太宗认为“甲兵武备”固然是保卫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尽管隋炀帝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最终因其和穷兵黩武导致王朝迅速灭亡。可见，军事长城的防御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唐太宗意识到民心安定胜过武器和军队，百姓团结拥戴的“民心长城”才是守护文明秩序的根本之道。

　　为此，唐太宗以兼容南北的开阔胸襟接纳周边游牧族群，一改前代修长城的做法，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这种“华夷一家”的观念，使得唐太宗受到突厥、回纥等部族的拥护，他们共同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并修筑了“参天可汗道”。

　　民心长城在清朝表现得更突出，北方蒙古势力不但不需要用长城来防御，反而成为守卫清朝北疆的重要力量。

　　康熙朝时，当有人请求对倾塌的长城做修复时，康熙帝认为治理天下靠的是德政根本，不能只依赖险要关隘；从秦朝到汉唐宋明都修过长城，可哪朝没有边患？“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如今若大修长城，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绵延千里，要多少兵力才能守住？

　　在康熙帝看来，“守国之道”就是“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就可“边境自固”，民心长城比军事长城更可靠。

　　乾隆帝也对秦修长城的意义进行反思，“秦之所筑，为扩边乎？为让地乎？”他认为长城限定的南北之分，不过是人为地强制划分，并不是天地自然生成。

　　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表述充分说明他们以“大一统”为旨归，力图超越长城的军事功能，施仁政，以“修德安民”打造民心长城。清代长城沿线贸易形式、市场规模等发展变化更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清代长城关口为长城内外的人们打开了贸易、人文交流的通道。《清实录》中曾记载在宁夏长城沿线余处蒙汉交易的地点。长城区域日益频繁的商贸往来、人员流动，使得原来的一些贸易边口如张家口等地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商业城镇，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经济一体化。

　　“走西口”“闯关东”移民潮流，长城以北一向荒芜的地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爬山调和陕北信天游等逐渐与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等地的蒙古民歌相融合，形成了全新的歌种——漫瀚调。漫瀚调的歌词反映了蒙汉融合的现状。

　　“边防”思想，依靠和团结边疆民众，共同抵御外侮。长城以其超越族群、凝聚认同的象征性符号出现在绘画、诗歌、歌曲等艺术表达形式中。

　　长城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进一步转变升华为“符号长城”，“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等歌词，更是寓意中华民族勠力同心、坚韧不拔的爱国情怀。

　　军事长城、民心长城、符号长城层累递进式的发展，鲜明地印证了中华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命运共同体。